为了理解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结束后伊朗人民会如何反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意识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其实是霍梅尼巧妙操纵的一场偷梁换柱的游戏，他借此将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
当时伊朗人民渴望的是一场基于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契约理念的革命，旨在带来民主、自由、独立和共和——哪怕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不应由教士统治。霍梅尼承诺了这些理念，说出了伊朗人和西方大国极度渴望听到的话。而最终，他策划的其实是一场“反革命”。
在推翻沙阿之前的几个月里，霍梅尼这位阿亚图拉在巴黎郊区接受了数十次采访。他隐瞒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暗示自己最终会退出治理，尽管在他过往的著作中经常推崇由教士统治。他甚至给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解除伊朗军方的武装，并承诺伊朗会保持不受苏联控制，同时维持该国石油在市场上的供应。但一直以来，他都热衷于神权专制，且很快就显露出他对美国怀有的深切敌意。
另一个体现其“反革命”模式的迹象是：在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朗，许多人认为需要一种改良的什叶派观念来适应现代化。但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开始到后来成为什叶派最高宗教权威，霍梅尼始终坚持保留传统的仪式和教条，从而扼杀了现代化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构想。
对革命的浪漫幻想、对霍梅尼过往著作的无知，以及他在沙阿倒台前几个月伪装成自由民主政体的捍卫者，使得这场偷梁换柱奏效了，尽管只是暂时的。当时各行各业的伊朗人、西方领导人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将他视为伊朗民主愿景的旗手。
在他上台后不久，一部新宪法生效了。它以霍梅尼1970年的代表作《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监护》为蓝本。这本书认为，人类在本质上就像羊群中的羊，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需要一名监护人——这一观点让人想起柏拉图关于“哲人王”管理平民事务的理论。
对霍梅尼而言，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伊斯兰教法专家。随着他掌权，由一位臭名昭著的“绞刑法官”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法庭经过草草的审判杀死了旧政权成员及随后的政权反对者。这位阿亚图拉强加了严格的社会限制，例如女性必须佩戴头巾。不出所料，女性、世俗民主派、左翼人士和少数民族感到被背叛，并开始反击。
在某种程度上，过去47年的伊朗历史是人民试图夺回在那场偷梁换柱中失去的权利的过程。斯坦福大学伊朗研究项目的一项最新学术研究以详尽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4年，仅在德黑兰，平均每三天就录得一次示威活动。
换句话说，伊朗真正的革命在这近50年里通过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在持续进行。2009-10年的“绿色运动”、2022-23年的“妇女、生命、自由”起义，以及不到两个月前百余万民众走上街头、随后数千人遭到政权屠杀的抗争，它们都是这场渐进式革命的阵线。
从1925年至1941年统治伊朗的礼萨·汗·巴列维到80多年前写下对什叶派激进批判的博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卡斯拉维，这些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做不到像今天这样，让伊朗社会变得如此世俗化，如此蔑视教条，如此不信任什叶派教士。
这种民意的范式转变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民主而展开的渐进式奋斗的结果，也是47年专制、教条和厌女的神权统治的结果——后者更关键，或许也更矛盾。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成为了这种看似不可撼动的神权教条的化身，尤其是在石油美元的支撑和暴力手段的维持下。
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小组进行的最可靠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现状的伊朗人不足12%。这些数据甚至是在政府今年1月大规模屠杀公民之前收集的。
现在，随着哈梅内伊以及约40名其他高级政治或军事成员死亡，变革近在咫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谁将成为伊朗的下一个统治者，但基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尽管霍梅尼曾拥有个人魅力，但哈梅内伊手段残暴。大多数伊朗人现在深信，他们在1979年买下的那份应对腐败、压迫性君主制的“灵丹妙药”实际上不过是假药。今天真正的问题是：关于民主治理、修复经济、遏制分裂势力以及维护主权和全球关系的理念是什么？国内和国外的伊朗人能围绕哪些理念团结起来？他们如何才能以这种方式将伊朗带出政治瘫痪和经济泥潭？
当现政权试图让受到重创的组织恢复正常运转时，一些人曾希望它能利用这个机会创造民主开放的空间，接受人民的政治和人权，并实现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正常化。
然而，从第一项重大任命——任命艾哈迈德·瓦希迪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看不到乐观的迹象。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任命是由哈梅内伊生前定下的，还是由卫队强加的。瓦希迪曾担任过包括部长在内的多个职位，并直接参与了2022年对示威者的屠杀。
也不清楚袭击发生后负责管理伊朗的新“三人临时小组”在这一任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该小组由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和强大的12人宪法监督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阿里礼萨·阿拉菲组成。阿拉菲经常被提及是哈梅内伊的可能继任者之一，后者曾亲手挑选他来领导一个全球大学网络，以推广哈梅内伊的什叶派愿景。
新领导层的政策和下一任最高领袖的身份仍是未知数。任命像瓦希迪这样的强硬派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权会选择扩大或延长目前的战争，甚至不一定意味着会继续其暴力行径或资助恐怖主义。即使革命卫队和政权试图延续哈梅内伊僵化且失败的政策，伊朗民众也不太可能满足于现状——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还是在当前的经济上。
霍梅尼曾驳斥1979年革命是源于经济原因的说法；他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经济是给“驴子”考虑的。他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伊斯兰化的伊朗和虔诚的穆斯林男女。哈梅内伊则变本加厉，将“文化战争”作为其控制和镇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经济显然是该政权面临的持续威胁，而伊朗新一代的世俗男女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被欺骗时得到的承诺，不愿接受半点的折扣。该政权的机器今天可能还能维系，但昨天的“反革命”正在孕育明天的革命。